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在历数毒品犯罪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因为,毒品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贯是捆绑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不同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往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活动区域内,在严密的组织、严酷的帮规下,以谋取高额暴利为目标,运用暴力、威胁和贿赂等手段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尤其是该组织十分重视寻求各种“保护伞”,以金钱、美色等方式开路,千方百计在政府、军队、警察等部门安插亲信、网络党羽,形成巨大关系网,借以获取更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国际反洗钱组织和各国法律均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列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最重要的规定有:储蓄实名制度,大额或可疑支付交易报告制度,外来投资资金审查制度等。在这里,让我们重点见识一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怎么样谋取暴利并进行洗钱犯罪活动的。
人们都知道,黑社会组织的龙头老大是诞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然而,初期的黑手党并无恶名可言,并且还是货真价实的侠客罗宾汉和佐罗式的“制暴”化身。
在历史上,西西里岛屡受外族入侵,而伴随着外族的入侵,西西里人饱受欺凌和压榨。1282年复活节的第二天,西西里岛发生了“晚钟事件”(法国绅士污辱西西里小姑娘遭到岛民痛击),事后,法国占领军进行了疯狂报复。为了抗击强大的占领军,西西里人随后便在民间结成秘密社团和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暗中传递“法国人的死亡,意大利人的事业”(Morte Alla Francia , Italia Alela !—这句意大利语的词头,构成了“Alela!黑手党”一词)这句口号。“我们的事业”及其组织此后便被人称为黑手党。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黑手党早已蜕变成反社会、反人类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黑手党第一代教父维托17岁时便劣迹斑斑。1879年,维托从自己供职的公司金库中偷盗出5万美元,第二天又若无其事的赶到公司去上班。想想看,5万美元,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直到现在也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到了25岁那一年,维托将多次从赌场抢劫来的6万里拉,做了一笔黑道交易,6万里拉一下子变成了15万里拉。这笔钱,成了“光荣社团”(现代黑手党早期组织)奠基经费。“光荣社团”及其此后发展派生出的39个分支派系党徒众多,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家业”,维托在意大利全境向赌场、妓院、酒店、戏院、建筑、运输等各个领域和小商小贩收取高额“保护费”。这些企业和小商小贩为了生存,只好按要求拿出全年总收入的20%的利润去“孝敬”维托及其同伙,如有不从者,等待他们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断胳膊少腿。
意大利黑手党第二代教父维齐尼掌权后,继承了维托弄黑钱的衣钵。西西里岛农民要将粮食运到设在海边的粮食加工厂加工,要缴纳20%的“保护费”才能上路,征购粮草的军方后勤,要有他的帮助才能购到以次充好的军粮。二战后,意大利百废俱兴,人家忙着重建家园,他却忙着香烟走私和毒品交易。数十年间,维齐尼在黑道上到底挣了多少钱,直到1954年7月12日,77岁的维齐尼寿终正寝时,人们才从黑手党内部披露的信息中得知,维齐尼一共给后人留下了30亿里拉个人财产,以及数不清的房屋、土地和矿山。
1960年,意大利政府决定拔出450亿里拉,用于西西里岛贝利切河的治理工程。黑手党人风闻此事后,为了争夺这块肥肉,内部还发生了一次火并。小头目里乔在干掉大头目纳瓦拉之后,迅速控制了西西里岛的“经营权”,短短数年间,侵吞河道治理工程的里乔发了一笔横财。他手戴一枚价值1亿里拉的钻戒,经常出入于高档场所,似乎在向人们炫耀着什么。
约翰·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期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个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此后入主白宫的尼克松。约翰·肯尼迪为了顺利当选总统,挤掉对手,他想尽了办法,而让黑道上交往多年的朋友—莫尼出面帮忙,则是约翰·肯尼迪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莫尼没有让约翰·肯尼迪失望,他组织同党对选民施加影响,又拿出大量黑钱购买选票。由于这种不确定因素的掺和和其它种种因素的干扰,致使尼克松以49.6%对49.9%得票率的微弱劣势败北。意大利黑手党劣迹斑斑,真是罄竹难书。
在太平洋西海岸,1983年那一年,哥伦比亚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准备对黑社会犯罪组织—“麦德林卡特尔”集团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获此信息后,该集团头目埃斯科瓦尔亲自出面,主动向该国总统夸尔塔伸出“橄榄枝”,准备拿出1100亿美元的黑钱为政府偿还债务。夸尔塔喜出望外,在宣布撤军的同时也捞到了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而埃斯科瓦尔绝对不是省油的灯,有政府这把巨大保护伞在头上罩着,他变本加厉拼命走私、贩毒、洗钱、绑架,甚至还将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和古巴陆军上将奥齐亚都拉下了水。直到1989年年底,迫于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哥伦比亚总统巴尔科才下定决心,决定彻底摘除这个寄生在哥伦比亚土地上的毒瘤。经过2000余次正式交手,政府军共缴获贩毒集团飞机107架,船只75艘,汽车533辆和房产1200余处。猖獗一时的“麦德林卡特尔”集团成员只好东躲西藏,所有行动暂时转入到地下。
而在日本,由于其国民天生好面子,所以任何人一旦与黑社会组织有染,则会乖乖地被人牵着鼻子走,绝少有人出面声张。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黑社会组织经常找企业老板的“茬”却很少失手。日本的东京、大阪高楼林立,富商如云,黑社会组织“总会屋”为此专门建立了一支敲诈勒索小分队,他们选中某家企业后,先派人购买这家企业少量股份,之后,便纠缠企业要求高额分红,甚至闯进董事会胡搅蛮缠,威逼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许多企业被逼无奈,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拿出一部分资金平息事态。日本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日本约有3380个暴力集团,其中65%属于“山口组”。巢穴关西,拥有帮众多达3.81万人)”,通常还采用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他们派出众多喽罗,整天在欧洲一些大都市商业街中的高级服装店进进出出,大量购买高档和名牌服装,然后再运回日本本土低价出售,以此方式逐步将大量黑钱“洗白”。“山口组”的家底到底有多少呢,据日本有关当局保守的估计,其“合法”的财产约有100亿美元。
“山口组”前几年的账房先生叫山根敬,只有35岁,别看他岁数不大,却是日本第一洗钱高手,日本发生的几起巨额黑帮洗钱案,他都脱不了干系。据记载,山根敬最得意的一次洗钱案,金额则高达46亿多日元。然而,这个处处有人暗中“关照”的重量级人物,在一次秘密出行台湾的过程中,却栽了大跟头。2003年1月,日本警方发现“山口组”五菱会长高木用高于法定160倍的利率放款经营1000多家地下钱庄,上亿日元都交给一个号称"黑市财富帝王"的人去处理,然而再经由山根敬购买539债券,其面额总计46.35亿日元。顺着这条线索追踪,警方又发现,这笔巨款转让登记在瑞士信贷银行香港分行,多次进出东南亚不同国家银行后,于2004年2月17日至25日分3次将上述债券转回日本。并通过日本证券代理商分别存在日本多家银行,此后又兑换成现金,回到了“山口组”的口袋里。鉴于案情重大,2004年4月下旬,东京都检察厅和日本警察厅分别通过驻东京代表处及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台湾刑事局协查山根敬在台行踪。原来,行踪诡秘的山根敬已于4月25日秘密搭乘国泰航空公司班机登上了台湾岛。然而,四处搜寻的台湾警方将全台各大饭店住宿登记翻了数遍,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百思不得其解的台湾警方没有放弃任何努力,他们在查寻航空公司出入境登记时,终于揪住了山根敬的尾巴。原来,山根敬是免签入境的,其在台停留期限只有一个月,按规定是不能申请延期的。台湾警方据此判定,山根敬应于5月24日前出境。于是,台湾警方派出大批探员清查各大航空公司5月20日至24日的出境旅客订票纪录,结果发现山根敬已订好了5月21日澳门航空的班机,准备届时前往香港。在准确掌握山根敬离台时间后,警方同时考虑到山根敬出行,一定会有人暗中接应,抓捕行动必须是其行单力孤时方好下手。为此,警方确定了等山根敬进入机场管制区后再采取行动的方案。5月21日,大批警探云集台湾中正机场,当山根敬进入警方包围圈时,只听一声令下,数名警员飞身而上,将“山口组”账房先生一举擒获。山根敬被捕后,尽管三缄其口,但他的“保护伞”之一—台湾一名高级警官(曾留学日本,与“山口组”成员打得火热)也随之浮出了水面。经调查,在这名高级警官的帮助下,“山口组”成员每次抵台都一路畅通,不管是携带的大量资金,还是与洗钱有关的证据都能顺利通关,免于查验。2004年6月3日,3名日本警察押解着黑帮头目山根敬飞回日本本土,等待山根敬的将是严厉而公正的审判。
英国,这个建立反洗钱法律和机制较早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世外桃源,无孔不入的洗钱犯罪活动飘洋过海,到处寻找着下手机会。1979年,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一上台,便宣布废除政府对外汇的管制,从此英国公民无须取得任何许可,便可自主开办“两替店”,致使英国的外汇兑换市场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下。直到今天,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没有对外汇兑换机构及交易代理人进行规范管理的国家。由于在外汇监管上存在着明显漏洞,因此,通过“两替店”进行洗钱的活动一度十分猖獗。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每年经英国“两替店”流向境外的资金大约有30亿至40亿英镑,其中仅8%的资金是游客的合法兑换资金,而高达65%、总额约26亿英镑的资金都是“黑钱”。这些“黑钱”大部分经“两替店”“漂白”后合法地流入黑社会或贩毒分子的腰包里了。各国的黑社会组织采取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即使用小面值的英国货币换取大面值的外国货币,如荷兰盾、德国马克以及西班牙比塞塔等。1998年,英国警方曾破获了欧洲最大的一起洗钱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在伦敦西部诺丁山一家“两替店”进行的一笔洗钱交易中,金额即高达7000万英镑。
我国北方重要邻国—俄罗斯,这几年尽管政府投入了很大的力量,但一直不能很好根除黑社会组织犯罪活动。这些黑社会组织乘着前苏联解体出现的暂时混乱和无序状态,纷纷重操旧业,都想乘机大捞一把。有的与国外黑社会组织进行勾结走私毒品和军火,有的将非法所得资金转移到国外,有的跑到国外去“开拓市场”。1997年,以俄罗斯移民为主组成的某黑社会犯罪组织成立了一个虚假信息公司,并在巴哈马和加勒比等地注册了空壳公司,开立了离岸银行账户。此后,该公司以上市股票的形式并通过空壳公司出售给需求者,并一直人为的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该公司控制的股票价格,当年从1月每股0.25美元上涨到9月每股8美元。进入10月份以后,在该公司控制之下,其股票价格骤然下跌至每股0.4美元。许多合法投资者利益受到损失,而犯罪组织获利所得则被存入离岸账户,又被迅速转移到犯罪组织成员的手中。这种利用空壳公司进行证券欺诈的行为,使该犯罪组织短短数月非法获利数十万美元。
“东方不亮西方亮”。有的黑社会组织为了逃避打击,在本国不敢胡作非为,却跑到那些法律不够完善、监管不太得力和对洗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或地区去大肆洗钱。据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特别行动组(FATF)公布的名单来看,目前国际上反洗钱不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有10个,分别是:库克群岛、埃及、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缅甸、瑙鲁、尼日利亚、菲律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乌克兰。被称为保密天堂较为典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瑞士、开曼、巴拿马、巴哈马以及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如1994年6月,俄罗斯某黑社会组织以东欧国际银行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安提瓜注册了一个离岸银行,叫欧盟银行。1995年9月,该银行正式启动网络地址,任何顾客可以通过任何国际互联网在线开立和管理账户。该银行强调它的经营宗旨是服务、安全、高利率和可以免税,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传真或邮件等方式给银行提供指示,客户可以匿名,并保持对其资金的控制,银行为此提供编号和代码账户, 1997年,安提瓜岛欧盟银行突然倒闭,存款和该行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不知去向。1998年以来,欧洲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重要成员通过向加勒比海地区一家公司进行投资,购买了一个“GEME.COM”的域名,并在该域名和服务器上设立了一个虚拟赌场。客户需要在虚拟赌场进行赌博时必须先注册,并提供个人信用卡信息后方可直接下注赌博。虚拟赌博开设期间,分别吸引了来自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人上网赌博。其中,有170余笔赌资超过了4万余元美金。这些赌资在某国一家交易所、一家购物中心和几家在远东、加勒比海地区邻近的欧洲国家开设的公司里流动,并且该虚拟赌场周转的资金和从其它渠道回流的资金要远远高于其赌注总额。事后查明,这伙不法分子以欧洲某国为中心,将从事赌博的收入冒充赌博利润在自己所控制的公司之间进行周转,同时让成员充当虚拟赌场客户进行赌博,然后以赌博赢利的形式汇回该国,先后将近40万美元汇回犯罪组织自己的公司及经理个人账号上。英国警方在侦破迈克姆·古切和丹瑞克依·宛珀尼贩毒洗钱案的过程中,曾经请求列支敦士登主管当局告知“塞软劳基金”是否为迈克姆·古切所拥有,但被对方以瑞士保密法为由一口拒绝,英方无法得到该账户详细信息,只好另外想辙。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洗钱的目的之一,说通俗一点,就是通过打砸抢、敲诈勒索、绑架凶杀等手段,捞取钱财,扩大势力范围,供他们吃香的、喝辣的,过人上人的生活。但是,这种不是通过诚实劳动聚敛财富的方式,因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充满着掠夺性、腐蚀性、排它性以及阴险性,因此它的运行模式,不仅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对经济建设甚至政治稳定直接构成威胁。在历史上,有许多正义之士为了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霸道行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意大利,在哥伦比亚,枪杀法官、检察官、将军、地方官员的案件屡见不鲜。那么在中国大地上,有没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旧中国,“哥老会”遍布于长江流域,“青帮”横行于江浙一带,国民党在上海有许多事搞不定,就会跑去找黄金荣、杜月笙出面摆平。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类组织一时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然而近年来,由于一些地方只注重经济建设,忽视优良民族传统教育,加之管理不善、打击不力,甚至一些官员同流合污,致使沉渣泛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开始死灰复燃,其洗钱行为也随之而生。
“黑龙会”老大李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靠控制当地地下赌场和娱乐业,收取巨额保护费,迅速聚敛钱财近2 千万元人民币。李某为了将这笔“黑钱”洗白,便与某市一知名拍卖行恶意串通,称其收藏有宋代珍禽图一幅,意欲拍卖。该拍卖行心知肚明,按李某授意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拍卖会。在拍卖会上,李某指示其亲信张某、王某等竞拍,最后,张某以1850万元的价格购得“此画”。假戏真唱的结果,使李某以拍卖艺术品所得的形式完成了对黑钱的清洗和巨额资金的转移,并堂而皇之在当地开始了其他产业的投资。
与旧中国一些黑社会组织见票放人这种模式一脉相承的是,现代的一些黑社会组织成员在实施洗钱犯罪的过程中,仍然延续着同一种方式。不过,有时候又有所变异,又有所发展。2001年4月14日上午9时左右,大连市某信用社主任因公务去租用的大连宾馆办公室,在大连宾馆走廊内遭到绑架。当地几名黑社会组织成员用刀、枪威逼该信用社负责人,让其所属信用社立即送10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否则就要撕票。该主任被逼无奈,遂通过电话让办公室主任闰某某从其朋友处筹钱换成12万美元,于12时送到指定地点并交到这些犯罪成员手中。与花钱保住性命的这名主任相比,合肥两名无辜儿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00年6月,季某(安徽省无为县人)在南京市开立了招商银行一卡通账户,随后即跑到安徽合肥、巢湖等地,分别向浙江某饮料集团、广东某饮料集团投寄恐吓敲诈信件或打电话,其中要求浙江某饮料集团向其指定账户输入100万元巨款。由于该饮料集团迟疑未决,没有及时做出反应,8月17日,季某便在合肥市一超市往该饮料集团生产的饮品当中注入“毒鼠强”,先后毒死两名购买饮品的无辜幼童。此时,已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的某饮料集团,“及时”往季某指定的账户内分别寄了三次人民币,每次10万元。11月9日,自以为采取异地开户,跨省取款方式即可保万无一失的季某,第三次来到上海某行开设的ATM机前取款时,被守候多时的上海警方抓获。更让一些人睡不踏实的是,今天被莫明其妙“宰了一刀”,说不定明天还会遭到暗算。2002年以来,在长江沿岸某地,当地部分企业家曾收到过通过邮局寄来的敲诈勒索信件。信中称,某黑社会组织以掌握收信人贪污、受贿的“证据”或“隐私”相威胁,要求向其指定的银行卡注入资金。为了减少麻烦,避免引火烧身,或自身确实不干净,先后有数十个企业和个人,先后向写恐吓信的人所指定的银行卡账户内注入现金,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尝到甜头后,一到过年过节,这些企业和个人又会收到同样内容的恐吓信件。而某黑社会组织成员一旦收到敲诈款,便迅速异地提现,将黑钱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在国外,一些富甲天下之人可以聘请私人保镖来负责其安全事宜,在国内则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一些富裕之人最好不要太露富和太过张扬了,一旦被人盯上就麻烦了。2004年9月17日晚,贵州某地发生了一起绑架案,问题就出在受害人偶尔露富上。同年8月,女受害人曾开着一辆60余万元的高档轿车出门办事,哪知却被那3名绑匪一眼相中。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采取跟踪、守候等方式,基本摸清了她家的家庭情况和活动规律,又获知女受害人的老公是名富商。17日那天晚上,蓄谋已久的3名绑匪潜伏在受害人住地附近,先后将准备回家的一对男女绑架拖走。事隔数日,在绑匪的威逼和监视下,女受害人被迫从当地某储蓄所取出55万元赎金用来“慰劳”他们,以此方法来换取自由。极度恐惧的受害人在获得自由数日后,终于鼓足勇气向警方报了案。自吹借鉴过侦探小说“经验”和已从电视剧绑架案中受到一定“启发”的3名绑匪,好日子才过了一个多月,就不得不到戒备森严的监狱报到去了。
在洗钱犯罪过程中,黑社会组织成员似乎对银行工作人员格外感兴趣。在他们眼里,银行工作人员管钱、有钱,个个都是财神爷,如能逮住一个带长的,兴许就能快速“致富”。在这种思想怂恿下,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绑架、枪杀银行员工的案件就不足为奇了。2000年2月1日晚,某分行行长与原行级干部聚会,约21时许聚会结束后,该行长去理发。2月2日零点20分左右,其乘车回居住地,在住宅大楼门口10米左右处,遭到3名持枪蒙面绑匪绑架。2月4日13时35分,该分行行长助理收到被绑架行长一封亲笔信,要求其准备好400万元人民币现金。当晚21时20分,行长助理又接听到该行长录音电话,要求他到另一个城市某宾馆门口衬衫广告栏下去取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交送赎金的联络号码录音带,并一再强调不要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否则其命难保,这名行长助理于23点左右将录音带取回。经缜密侦查,2月10日夜间,警方将幕后策划、组织此次绑架活动及参加绑架的两名黑社会成员抓获。“偷鸡不成蚀把米”,连绑匪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中度过了。与发生在东北的这起绑架案相比,2000年6月1日,发生在广西的另一起绑架案就更有戏剧性了。当日上午11时,某分行行长接到一个自称当地纪委部门的电话,称有些情况需要向其单独了解。12时15分,该行长再次接到电话,“纪委同志”要求该行长立即到市政府门口会面。该行长如约前往,在市政府门口被一名男青年欲强行带上车中谈话。在对方不肯出示有关证件的情况下,该行长即拒绝上车。正争执间,车上又下来一人与该行长打招呼,该行长见是熟人即随其上了车,车随即向某市方向驶去。16时40分到达某市后,该行长被“安排”到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个房间“等待办案工作组谈话”。至2日早上,两名男子说情况已清楚不用谈了,并用车送该行长回单位上班。汽车驶入某地时,两绑匪开始露出本来面目,将该行长捆绑起来并用手枪顶住腰部,向其索要30万元现金,还威胁如果不从就“撕票”。机智勇敢的行长见硬拼不行,便实行拖延战术诈称自己身无分文。无奈之下,绑匪只好同意让其指令下属带钱来赎人。经再三周旋,绑匪决定冒险与行长回行里去取钱。一绑匪用衬衣遮掩手枪顶住该行长的腰部上楼,另一绑匪留在车内接应。被绑架的行长在办公室门口时恰遇本行保卫科长前来请示工作,行长即招呼他进办公室再说。与此同时,一办公室人员见行长身后紧挨着一个带墨镜的人,觉得不正常,遂即报告给行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立即进到行长室,因见绑匪手里有枪,众人一时无从下手。这时,只见行长拿起电话给计财科打电话,让科里立即准备30万元住房贷款送来,得到暗示的在场人员(住房贷款不属计财科业务,也不能马上提现),乘绑匪放松警惕之际,3人迅速将其制服。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亦将车内绑匪抓获(事后证明,作案人所用枪支系假枪)。
与这两起绑架未遂案件相比,有些已遂案件,由于麻痹大意、疏于防范而酿成了恶果,教训极其深刻。2000年1月,我国某沿海城市发生了这么一件案件。一名仰仗其父能拉大笔存款而进入银行工作的瘾君子—周某,与两名黑道上的狐朋狗友,以约周某同事翁某外出娱乐为由,将翁某骗至他们事先借租的房屋内,三人一起动手将翁某绑架,并往翁某静脉中注射毒品使其昏睡过去(翁某当时并未死亡,后遭活埋)。周某当即潜回本储蓄所,关掉报警器,打开电脑,用他早已复制好的翁某工作卡和盗用的137个空白储蓄卡开始作案。他在每一个卡上注入4.6万至4.9万不等的钱,共计600多万元。第二天,周某让另两名同伙分别在不同银行营业网点分30次提款289.9万。提款后,两名同伙将赃款快速转存周边省、市进行“清洗”,人也跑到外地去躲藏(一名同伙后被缉拿归案)。周某却于作案后第二天若无其事正常上班。当地公安机关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初期误判作案人为翁某,在历经曲折后,最终还是将真凶缉拿归案了。
广东省毗邻香港、澳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大批爱国华侨和在外事业有成的人,带着报效祖国和在内地寻找商机的目的,开始重返祖国。然而,在有些人眼里,这些富商个个都是“唐僧肉”,其味必定鲜美无比,吃了能让人长生不老。于是,1993年初,张子强犯罪团伙中的重要成员叶继欢跳出来半道打劫,在广东佛山剜了“唐僧”一块肉,这块“肉”时价400万港币。你不忍痛割爱都不行,因为此时的“唐僧”,既没有孙悟空这类徒儿跟随保护,自己又不小心落在了“小妖”们的手上。这块价值连城的“唐僧肉”,叶继欢拿出一半孝敬了张子强,一半留给自己享用。张子强将孝敬的200万港币,分别在广州市水福路等地购置了多间店铺,在其老家开设了一家卡拉OK厅,以此种方法将赃款彻底“洗白”。“唐僧肉”好吃,张子强入口不忘,机会来了,他还想亲自吃上第二口、第三口。香港某著名企业家之子不幸成了张子强的“盘中餐”。这一次,张子强狮子大张口,共向对方敲诈勒索了10余亿元港币。收到黑钱后,张子强一伙如法炮制,大都以投资为名将赃款迅速“洗白”,剩下一部分用于吃喝玩乐,继续从事非法勾当—贩运军火、持枪抢劫、绑架人质等。张子强等人虽然逞强于一时,但是他忘记了,一个胡作非为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猖狂到极点时,正是它走向灭亡的开始,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其结果可想而知。被缉拿归案的张子强,在枪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人生。就在张子强作恶多端之际,在中国北方重镇—沈阳,也出了一个黑道上的“领军人物”,这个“领军人物”叫刘涌。他手下有数十名弟兄,个个都不是吃素的,百分之八、九十曾蹲过大狱。刘涌指到哪,他们会打到哪,一点不含糊。别看他出道时间不长,却能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上下通吃。他的第“一桶金”取自一家超市,三拳两腿就解决问题了,数百万元资财“名正言顺”划归他的名下。看中人家地产,给一点“安慰费”就不错了,没有取你性命,废掉你的肢体已算阿弥陀佛烧高香了。这里经营的同类产品,你那里绝对不许出售,不然让你血本无归。即使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的产品,也照卖不误,谁要出面干涉,谁就厄运缠身。为了发泄私愤,他常常下达“必杀令”。学者、警察、行长、算命先生、市场监管人员、个体户,三教九流,谁都敢砍,谁都敢剁。当然,他们对慕绥新、马向东、高明贤、焦玫瑰这样的当权者还是十分孝顺的,出手也十分阔绰,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的孝敬。这些“保护伞”让刘涌等人干起“事”来底气更足,腰杆更硬。刘涌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大不小的商人,因为他手上已有5个多亿的资产。不过,这些资产渗透着暴力、鲜血、强取豪夺和洗钱犯罪,因此,媒体称这种商人为“非法致富,暴力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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